摘要:研究儒学近20年,彭永捷希望礼学能借助学界和社会团体的力量,走出书斋,给人们的生活方式提供参考。当传统文化与反传统态度碰撞时,彭永捷给出的解药是,“换一种理解,传统文化不是约束,而是给生活另一种选择”。
新京报:这些年兴起国学热,是否可以看成是大众对传统文化意识的觉醒?礼学在其中是否也能趁热发展?
彭永捷:现在人们解决了温饱,坐上了高铁,物质上有了高贵感,但让精神也高贵起来的东西没有了。国学正好填补了一部分人对精神追求的空白。
新京报:礼学中心提出要为现代社会重新制礼作乐,在你看来,哪个礼仪最值得恢复?恢复的难度在哪里?
彭永捷:我认为冠礼(即成人礼)、婚礼、葬礼最值得恢复或使其规范化,这三个礼仪涵盖了人生的不同阶段。恢复起来都有一定的难度。
一是制礼难,传统礼仪怎么和现代生活结合是个难点,结合不是迎合,要有提升,在形式上还要令人接受,既体现内涵,又符合生活,这需要探索。
二是推广难,比如成人礼,没有组织者。古代的冠礼由家族、学校、文庙来承担,现在学校和家庭都没有这样的意识,孔庙、文庙都成了旅游景点。
新京报:你觉得应该怎样让人们对礼、对传统加强认识、消除误解?
彭永捷:重树礼乐从不具有强迫性,需要不断努力,赢得人们的理解。研究传统文化的学界不要在意外界激烈的语言以及不理解。学术不是媚俗,不是舆论怎么说,学术就要怎么做。学界要看到自己引领风气(的责任),公众不理解,才需要你做研究,如果公众都理解了,要你做什么?
新京报:这也是你所理解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彭永捷:文化的力量和法律不一样,不靠强制,不干涉自由,需要自觉、自愿。对待传统文化,我们可以换一种理解,它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赋予更多的自由。比如,你可以穿西装,但对穿汉服的人也不要讶异。(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