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兴衰说汉服

摘要：汉服在历史上指什么？《辽史·卷五六·志第二五·仪卫志二》“汉服，黄帝始制冕冠章服，後王以祀以祭以享。夏收、殷、周弁以朝，冠端以居，所以别尊卑、辨仪物也。厥後唐以冕冠、青衣为祭服，通天、绛袍为朝服，平巾帻、袍为常服。”

汉服在历史上指什么？《辽史·卷五六·志第二五·仪卫志二》“汉服，黄帝始制冕冠章服，後王以祀以祭以享。夏收、殷、周弁以朝，冠端以居，所以别尊卑、辨仪物也。厥後唐以冕冠、青衣为祭服，通天、绛袍为朝服，平巾帻、袍为常服。”

汉服是黄帝以降穿着的服饰，着汉服可以“别尊卑、辨仪物”，这就否定了仅仅从艺术角度或者服饰角度来解读汉服的狭隘做法，因为它的里面包含了华夏民族最为显著的特质，就是礼仪。不难理解，满清入关强迫易服里面野蛮成分，这其实暗藏着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不认同。但事实上，满清皇帝们自打一入关坐上金銮殿的宝座时就意识到了尊卑礼仪的重要，它是维系一个社会必要的秩序，但是当他们面对农耕文化后，所表现出来的自卑却战胜了那浅薄的不稳固的新兴认识，于是用强制手段改变汉族的习俗，这无疑使他们获得了征服的快感。历史证明，到了后来他们也不得不采用衣服上的区别来辨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明确那种“秩序”在统治中的重要地位。最为人熟知的便是满清大臣品级不同那么前胸绣纹也不同的。

这种不认同发生在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上，只有少数例外如北魏。当然汉族也有例外的去学习胡服，如赵武灵王。但普遍说来，少数民族要汉人易服这还是一个共象，只不过前代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们很少采用过激手法。徐珂《清稗类钞·鉴赏类》有记载“金天命己酉，太宗禁民汉服，令俱秃发。”

对于任何一个朝代的人而言，前朝的服饰在继承的基础上已经变为研究的对象。唯独满清只有研究而无继承。元末明初的叶子奇在他的《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里说“纱帽圆领，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襕衫，宋服也。巾环襫领，金服也。帽子系腰，元服也。方巾圆领，明服也。庶民用之。”在这里实际上把金元的服饰也归做了传统服饰中了，由此我想满清的服饰纵算不承认它是汉服也应该将它算作传统服饰一种，毕竟在演变发展中它也走过了三百年的历程，算得上服饰文化的一支。

在调阅史料的过程中我还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唐代樊绰撰的《蛮书》中说“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朝霞缠头，其余无异。”这里南诏国把汉服和少数民族服饰进行了融合，但由此可见到了唐朝汉服的称谓并未全部改变。

而满清高压下的政策却使汉服彻底在中国大地上绝迹，让人痛惜。汉服尤其男装只能出现在戏台上。不过除了戏台，汉服在满清还有一处立锥之地，说来好笑，这个地方不再哪里藏着，就在紫禁城那位满族皇帝的身上。满族的皇帝从历史上看是越来越汉，到了溥仪，连满语都不会说，而自顺治开始满族皇帝学习汉族经典甚为用功，这不外乎三条理由，一是对汉文化的钦慕一是面对汉文化的自卑一就是统治的需要了。醉心于汉文化怎么也不会忽视汉服这一重要符号，到了满清政权稳固的时候，皇帝们更是附庸风雅，康熙就在宫中成天穿着汉服，俨然一位 士大夫。而雍正也是经常在宫中着汉服。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有记载说乾隆“在宫，尝屡衣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独对曰：‘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乃止。”后来乾隆要想把汉服请回来，当时那些老臣们便极力反对，到了那个时候衣服早已不像清初那么禁忌了，皇帝们也体会不到祖先们逼迫汉人易服的根本初衷了。所以后来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劝乾隆用明朝服饰，乾隆竟然开玩笑的说：“我辈若宽衣大袖，则左佩弓，右挟矢，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能御之乎？”

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清代，禁止老百姓着汉服的金代也同样发生类似事件，据宋朝人叶隆礼《辽志》记载辽国统治者“国主与汉官即汉服。”衣着上完全把自己和汉人一类了。也是宋人孟元老的笔记《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宋廷元旦大典“诸国使人，大辽大使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裹金带，如汉服。大使拜则立左足，跪右足，以两手着右肩为一拜。副使拜如汉仪。夏国使副，皆金冠、短小样制服、绯窄袍、金蹀躞、吊敦背，*手展拜。高丽与南番交州使人，并如汉仪。回纥皆长髯高鼻，以匹帛缠头，散披其服。于阗皆小金花毡笠、金丝战袍束带，并妻男同来，乘骆驼，毡兜铜铎入贡。三佛齐皆瘦脊缠头、绯衣、上织成佛面。又有南蛮五姓番，皆椎髻乌毡，并如僧人，礼拜入见。”

辽国副大使穿着汉服，而“高丽与南番交州使人”也运用汉的礼仪。宋朝皇帝看到南蛮的服饰“皆椎髻乌毡，并如僧人”，于是在完毕大典后“旋赐汉装锦袄之类。”

我们华夏历来是礼仪大邦，服饰虽贵，仍寄于礼仪。唐朝的公主接见胡使，也同样换上胡装。

满清最初实际上针对了汉家的礼仪，对其疯狂的破坏，后来他们被迫采用汉族礼仪，但后遗症却是在那场破坏中导致了汉服的消亡。每每念及，不胜哀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