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象征与礼法——认识汉服的层面 作者：齐鲁风

摘要：作者 齐鲁风  汉服并非一件简单的衣服，它有更深广的内涵，包括文化的、民族的和社会的，以何种方式何种角度认识与把握，将影响着汉服复

作者/齐鲁风

汉服并非一件简单的衣服，它有更深广的内涵，包括文化的、民族的和社会的，以何种方式何种角度认识与把握，将影响着汉服复兴的指导思想和执行路线，尤其应当引起汉服复兴者的重视。

首先从审美的角度理解汉服。

汉服之美在于其形态、纹饰、色彩和时代特征，是汉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和审美理念的体现，是汉文化审美心理结构于并升华于服饰这一实用物的结晶。汉服的基本特征数千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反应了汉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得衣冠成为华夏社会特有的精神追求和文化传统。从屈子对“冠切云之崔嵬”那奇伟之服的歌咏到毛泽东“寂寞嫦娥舒广袖”的词句，历代文人墨客对衣冠之美的吟咏不乏佳作，画家们更是把衣冠之美发挥到象征神仙般的极致。这种审美心理是如此的牢固，以至于削发易服三百余年之后，即便误以为汉人无民族服饰的人们仍然对长风盈袖衣带翩然的优雅有种莫可名状的热爱与追思，很多人正是因为汉服美丽才投身于汉服复兴。

汉服传达给人们最直观的是形态美，交领右衽、宽袍大袖、峨冠博带等特有的外在表象，取法先民“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一设计观念将服饰视为大自然的产物，《周易·系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概取诸乾坤”，《考工记》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礼记·深衣》曰“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交融。“夫己外饰，盖自然”，在古人看来，人是形和神的统一，肉体与精神的统一，而服装形态正体现了人和物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审美情感意识倾向外露于服装也是合乎“自然”之道的。

除了取法自然的服饰结构外，汉服的形态美还体现在人体与服饰间的比例关系。《礼记·深衣》又曰“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衣冠的宽大肥美，使汉服有种飘逸的美感。汉服大礼服如玄端等，更是将衣冠的形态美更好的表现出来，实用功能和审美意念和谐统一的服制，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高层次的需求。有人第一次接触汉服，便有种言不由衷的热爱，可见其切合人们的心理，当然这与汉文化塑造的审美倾向也是有关系的。

色彩纹饰美是汉服之美的另一特征。服饰体现的内在本质通过外在表象发生作用，色彩纹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民族内在性格、精神在外在造型方面的反映。自从周朝形成了服制后，服饰色彩有了严格界限，也有着不同的含义。以玄端为例，士玄端玄衣纁裳，玄色黑中透红，纁色黄中并赤，有种深沉严肃的美。再如朱子深衣，白衣皂缘，纯正质朴，表达了儒者的精神。华夏民族原创花纹如回龟纹、菱形纹、云雷纹等，多以二方连续构图形式来表现，主观色彩并不浓，往往是某种自然物的抽象表现。举以冕服为例，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十二章纹，虽各有寓意，然均取自天地宇宙间，仰视俯察天地间万物之象择而用之于服饰正是汉服纹饰的源泉。

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审美风尚，汉服也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由衣冠便可知一代之风尚，时势之潮流，文明之变迁。魏晋士人喜谈玄论道，追求自然，那个时代的服饰也不拘礼法，率性而为，尽管在后人看来不免颓唐，性情与自然的交融所体现出的率真，仍被誉为魏晋风流。其他如汉之大气古朴，唐之富丽堂皇，宋之淳朴淡雅，明之繁缛雕饰，不一而足，然均一脉相承，演化有序。

当然汉服之美并非几种特征的简单叠加，而是同一事物体现出了不同的侧面。“抽象形式中有内容，感官感受中有观念”，“内容积淀为形式，想象、观念积淀为感受”（李泽楷《美的历程》），汉服的审美特征是内在本质与外在表象的统一。故而，汉服复兴在重视审美范畴及其关系的基础上，如何调 考》以待后人；近代革命党人章炳麟以和服有华夏遗风，以之为汉服，想来其中定有难言的伤痛吧。

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仍不乏呼吁汉服的人，随着时间的积累和民族意识的苏醒，直到APEC会议“唐装”风波的临门一脚，恢复汉服开始由个体觉醒成为社会现象。三百六十年后，汉服重现中华大地，这看似偶然的现象，事实上暗合了历史的脉搏，传统衰微后人们产生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焦虑才是汉服兴起的根本原因。传统的多个领域几乎在同一时间觉醒，本身就表明了历史的必然性，大破坏之后大复兴的时代来临了。

汉服的象征意义对今天来说，更加复杂，它凝聚着民族的自信，记载着民族的灾难，更指明了民族的希望。汉服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强化和文化寻根之旅的启发，决定了汉服运动是振兴汉民族精神和复兴华夏文明的统一。

除审美、象征外，汉服所指向的礼法尤为深远和本质。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这个古来被誉为衣冠之国礼仪之邦的国度，在邻邦目中向来有君子之风。衣冠礼仪本为一体，衣冠的魅力不但在于自身之美和民族象征，更在于其社会美，即它所指向的礼仪、仁德、法度以至道统。

我们穿上了汉服，也就转换了一种生活方式，最直观的表现便是礼仪的汉化，飘逸的衣冠更须彬彬有礼的仪容来陪衬，小如坐、立、行、揖，大如婚、冠、祭、丧，它体现了华夏社会处理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学问——礼学。“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荀子·礼论》），根据人的感情来确立礼仪制度，藉以整治社会群体。古人因此而制礼，“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同上），使礼引导并约束人的感情，感情与礼仪相互适合，且“本末相顺，终始相应”（同上），礼的安排伴随生命始终并与不同阶段相呼应，以此确保家庭、集体和社会的和谐关系。“凡礼，始乎梲，成乎文，终乎悦校”（同上），忠孝仁义，皆由此出，汉儒谓之礼制，宋儒谓之修齐，其本乃仁礼统一，无实质差别。古人常言“君臣有义、夫妇有别、父子有亲、兄弟有序、朋友有信”，那么，反映各种社会关系的伦理关系与衣冠具体是何关系呢？

举以冠礼为例。《仪礼·士冠礼》曰“冠者，礼之始也”，冠礼是汉民族个体成员由孺子变为成人的仪式，它把社会、父母、师长对孩子的教导和期待行诸礼仪，让经过神圣冠礼的个体懂得自身的责任，树立并践行孝、悌、忠、顺的美德，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行冠礼之前，将冠者的长辈要不辞劳苦的做好各项前期工作，邀请德高知礼的正宾和赞者，备好各种礼服，选好良辰吉日，礼未行，感情已然流露于外了。当主人身着朝服筮于祖庙，身着玄端恭迎正宾的时候，对孩子的期待和关爱已经深刻的融入礼仪示范中了，哪位将冠者不会严肃对待如此庄重的成人仪式呢？无论用周制的玄端、皮弁、爵弁，还是用明制的深衣、襴衫、公服，那三加礼中一件比一件隆重的礼服，一篇比一篇寄意深远的祝文，还有将伴随自己一生的冠字，使这次洗礼更为庄严和神圣，微观的家庭亲友因之更加和睦相处，宏观的社会文化因之得到更好的传承，生命旅途因冠礼而诉就更完好的精神品格。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礼记·儒行》），冠礼如此，婚礼、祭礼、丧礼等等皆与此类似。儒家赖衣冠礼仪化民成俗以行仁义，教导我们如何对待父母、师长、亲友、社会，礼的形式便很自然的导向了仁的内涵，衣冠体现的礼仪，礼仪指向的仁本，汉服运动因之更显浓厚的人文关怀。

《礼记·曲礼上》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在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的教化人心和精神威慑，成为治国平天下的行为规范和精神力量，整个社会行礼尊礼并以礼调解各种社会活动，使礼具有了法的功能，这就是礼和法结合后的礼法。贾谊在《治安策》中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法用于决断已然之事，而礼用于防范于未然，法以刑伐确保治世公平，礼以秉德爱民推行仁政，法易见而礼难知，可见隆礼的社会意义更重要。孔子也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来论述礼治能使百姓知道廉耻并建立有序生活的社会功能。今天我们仍可以公祭黄帝缅怀先祖，以祭孔子尊先师倡文明，以祭屈原尊贤人倡爱国，礼的社会意义显而易见，至于帝国时期用以别亲疏贵贱等级的冠服礼仪制度，并非我们今天继承的重点。

《荀子·礼论》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华夏礼学敬天、法祖、治世，民族信仰、华夏道统、典章制度尽在其中。汉服运动由衣冠指向礼仪，由礼仪指向仁义道统，具有了行而上的思想导向，也具有了更深广的社会意义。

本文分审美、象征和礼法三个方面综述了如何认知汉服，这三方面也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对汉服各个侧面的分开论述。比如玄端，玄为天色，至高无上，纁为地色，厚德载物，天道劲健，地行重德，用玄衣纁裳，礼服便有了尊崇上天重德施教的寓意，涵盖了审美、象征和礼法三方面，真可谓君子之服也。相对来说，审美与艺术的联系更紧密，它是文化层面的，而象征倾向于民族认同，汉服的文化和民族双重属性决定了汉服复兴中必然出现更重视某一方面的文化论者和民族主义者，也导致更重视礼乐文明的宗周派和更重视民族主义的承明派出现，但这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执其一端反而难识大体，如何协调汉服民族性与文化性的关系、实践仁礼统一的文明精神、促进现代汉服体系的形成才是汉服运动走向深化的必由之途。